分析：这段话很关键，是曾仕强先生的“价值观”，自然也是他提出的“中国式管理”的立论前提。在这里，曾仕强先生提到了“自己的文化”。在曾仕强先生看来，“自己的文化”是那么重要，一旦“丧失”，无论怎样国际化、现代化，不但“得不偿失”，而且是“人类的巨大损失”。看来，如若二者不可兼得，为了保护、保持“自己的文化”，我们似乎应该放弃国际化、现代化。孙中山先生早有明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际化、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国际大趋势，也是我们这个资源紧张、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得以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为了国际化、现代化，而不得不抛弃那些不和时宜的“自己的文化”，有何不可？何谈“人类的巨大损失”？看看吧，为了国际化、为了现代化，我们早已废弃了“八股”文、废弃了科举、割掉了满清男人的大辫子，实施了近千年的女人裹小脚也早被禁止，女人的贞操观正迅速“与国际接轨”，性教育已不再是中小学的禁区了，等等。别忘了，“文化”这个词的在我们古代的含义是与“武功”相对应的，而“文化”一词的现代含义（即英文的Culture）也是国际化、现代化的结果（见李敖《为中国思想趋向寻求答案》一书）。我们“自己的文化”已不知道“丧失”了多少，我们也没见因此有什么“得不偿失”啊？！更没见因此有什么“人类的巨大损失”啊？！如果真有什么损失的话，那恰恰是因为我们“国际化”得还不够、“现代化”得还不够。所谓“自己的文化”，对它不切实际的任何迷恋、任何幻想只能阻碍我们国际化、现代化的步伐。
二、《中国式管理》的“前言”中有以下三句话：
“近四百年来中国的没落，可以说是没有做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和实际工作，而不是这一套中国式管理本身出了错。”
……
“中国式管理，应用易经的道理，充分掌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自然规律，……”
“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式管理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
分析：显然，在曾仕强先生看来，包括易经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指导着他的“中国式管理”。当今世界，平等、自由、人权、法制、民主、科学以及对人性的尊重，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然而包括易经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却是与平等、自由、人权、法制、民主、科学以及对人性的尊重格格不入的，这就是包括易经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的重大的、无法回避的内在缺陷，恰恰是这种重大的、无法回避的内在缺陷，使得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始终都无法真正得以实施，也使得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些漂亮口号始终都无法真正落实，他们的建构基础就是虚无的、扭曲的、与当今世界的主流趋势背道而驰的！
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说：“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门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儒家思想不但在现代社会派不上实际用场，就是在古代，儒家思想往往也只是装装门面而已。大师李敖在《为中国思想趋向寻求答案》中说：“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的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尚且如此，“在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式管理”又能如何？
三、《中国式管理》“前言”的最后有以下两句话：
“……。这时候，只有中国式管理，把管理和伦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拯救人类，造成世界的繁荣美景，请大家拭目以待。”
……
“21世纪应该以文化为重点，把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兼容并蓄，彼此兼顾并重，而中国式管理，足以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分析：看到了吧，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居然还有“拯救人类”的伟大功效，更神奇的是，“只有”它才有此功效。任何一位思维正常的人会相信吗？作为“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不知另外两人是谁？）的曾仕强先生，理应持有最基本的治学态度，如此急不可耐地把他的“中国式管理”强行抬举到“拯救人类”的高度，有这个必要吗？
曾仕强先生刚说“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兼容并蓄，彼此兼顾并重”，马上又说“中国式管理，足以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看来，“中国式管理”足以凌驾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之上，好让“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兼容并蓄、彼此兼顾并重。在曾仕强先生看来，本身属于中国的“本土化的文化”的“中国式管理”，居然还可以让“全球化”和印度的“本土化的文化”、还可以让“全球化”和埃及的“本土化的文化”、还可以让“全球化”和依拉克的“本土化的文化”、还可以让“全球化”和法国的“本土化的文化”兼容并蓄、彼此兼顾并重。哈哈，你不觉得太神奇了吗？当然，这种神奇与“拯救人类”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四、在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一书的正文的第三章，讲到了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62页）：
“1、以人为主：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唯有以人为主，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中国式管理，可以说是人性化管理。”
“2、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如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士，大家有共识，比较容易同心协力，把一盘散沙，聚集起来发挥巨大的力量。”
“3、依理而变：合理解决一直被视为比依法办理更为合乎道理的方式，中国式管理，也可以说是合理化管理。”
分析：要说这“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的第一轴即“以人为主”，进而说“中国式管理”是“人性化管理”。想想看，当今世界的人性化的管理成果，哪一样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成果？8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制、劳动保护、与资方平等的工会的建立以及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法案的实施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如要靠“在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式管理”怎能实现？鲁迅在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里，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总结成“吃人”二字，何谈“人性化管理”？
要说这“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的第二轴即“因道结合”，是要“同心协力”，是要“凝聚”。说来说去，这里的“道”还是虚幻的高调。西方社会关于“凝聚”人心、激励人心的理论早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人家是从“人性”的基本规律（对中国人也一样）出发来探索的，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赫茨博格双因素理论、XY理论、公平理论以及当今的关于“愿景”的理论等等，不但有理论，还有实践的模型，更有实践的检验及日趋成熟的修正。这些东西我们都学透了吗？还能指望“在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式管理”在这方面能有什么超越性的、突破性的成果吗？
要说这“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的第三轴即“依理而变”，说来说去就是“合理”优于“合法”，进而把“中国式管理”说成是“合理化的管理”。试问，当今包括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在内的各个管理流派，哪一样不是追求“合理”？可问题在于，“合理”之“理”由谁判定？依什么标准判定？依什么程序判定？“合理”之“合”又由谁来判定？又依什么标准判定？又依什么程序判定？当今工业文明的经济规律是宇宙间超级复杂的规律，远非农业文明的“合理”二字所能“洞穿”。为了必要的秩序和效率（“秩序”和“效率”也应该属于“合理”的范畴），为了在现实中实现“尽可能”的“合理”，必须要有“法”，即规则、制度、法律等等。如若仍把“合理”凌驾于“合法”之上，那往往成为利益相关者违法争利的借口，必然造成组织和社会的混乱及效率的低下。有依法治国之说，却没听说过依理治国。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总是不能落实到位，我们总要把西方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个“中国式”，结果可想而知。
五、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全书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这可真令我奇怪。书中“首版序言”中说：促成台湾省经济奇迹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中国式管理的贡献，平心而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曾仕强先生十分草率地把“中国式管理的贡献”说成是成就“台湾省经济奇迹”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对此论段，曾仕强先生还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如果可以把“台湾省的经济奇迹”归功于“中国式管理”，那么，是否也可以把当前台湾经济的“空洞化”衰退趋势也“归咎于”这套“中国式管理”呢？
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这已成为曾仕强先生“中国式管理”的“死穴”。美国式管理自不必多说，单说日本式管理，以丰田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优质企业已成为日本式管理的象征性企业，它们不但有卓越的市场表现，还有管理方法的突破与创新，着眼于生产环境管理的“5S”已风行全球，而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管理”更令美国人佩服得争相学习研究。其实，日本企业的成就恰恰是他们扎扎实实学习西方管理成就的结果。本质上，日本式管理和美国式管理都属于西方的管理，而日本式管理却把西方的管理演绎出新的成就。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吗？
其实，曾仕强先生在《中国式管理》的“首版序言”中承认：“中国式管理原来只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后面又说：“21世纪是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相结合，并获得发扬的时代，两者缺一，都将跛脚难行。”这是曾仕强先生一厢情愿的幻想，虽然显得很“爱国”，但太幼稚。
西方管理科学是在西方管理哲学的土壤中萌芽、生长并壮大的，西方管理科学的营养来自西方管理哲学。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不可分割的。而“中国式管理哲学”我不知道有没有，就算有，这片土壤也不具备西方管理科学所需要的“营养”。曾仕强先生硬要把人家土壤里长得好好的“庄稼”拔出来插到自己的土壤里，这比“拔苗助长”还糟糕！大概曾仕强先生也感觉到，等同于“中国式管理”的“中国式管理哲学”这块先天营养不良的土壤里长不出什么象样的成果，无奈之下，就只好“垂涎”于别人地里的“西方管理科学”，于是就搞出个“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相结合”这么一个“怪胎”。难道曾仕强先生忘了“强扭的瓜不甜”吗？